一半快樂，一半憂愁

（重新修改）

看《紅汽球之旅》，身心完完全全的放鬆下來。很久沒有一齣戲看得如此忘乎所以，單單看著畫面就有莫名的感動──記得很清楚，上一次一定是《最好的時光》；並不是巧合，再上一次，是《海上花》。

翻看朱天文──雖然這一次她不是編劇──寫的〈悲情城市十三問〉（載於《悲情城市》，吳念真、朱天文著，台北：三三書坊，1989年），那時她為《悲情城市》寫的思考札記，其實已概括了侯孝賢獨得的美學觀念，一種很中國的美學觀念：

「陳世驤說，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傳統並列時，中國的抒情傳統馬上顯露出來……中國文學的榮耀並不在史詩。它的光榮在別處，在抒情的傳統裡。」

「只要看看希臘人一討論起文學創作，重點就不可當的擺放在故事的佈局、結構、劇情和角色塑造上。」

「詩的方式，不是以衝突，而是以反映與參差對照。既不能用戲劇性的衝突來表現痛苦，結果也就不能用悲劇的最後的『救贖』來化解。詩是以反映無限時間空間的流變，對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實卻也是稍縱即逝的事實，終於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這個事實啊。對之，詩不以救贖化解，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歎，沉思，與默念。」

朱天文將中國文學的傳統與西方文學的傳統相比較，指出前者重抒情，後者重情節。最後一段引文，一定會令人聯想到張愛玲在〈自己的文章〉強調的創作理念，但觀點也不完全是張的，朱是以另一維度看文藝作品的境界。張愛玲不好表現世俗眼光中的英雄，愛寫平凡生活裡的小人物，不歌頌明亮，偏寫悲哀，因為有深沉的啟示；侯孝賢和朱天文（以創作言，兩人根本不能分割）則拼棄一板一眼、強調劇情的敘事，而以片段（斷）詠歎人生，恰好像詩的文法。侯孝賢電影受西方（似乎得別是法國）觀眾激賞，其好處當然並不在於賣弄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中國風情，也不在於對中國社會或老上海（其他海外揚名的華人導演，除了老上海或異國情調，似乎沒有多少道板釜）的想像，而是在於戲裡獨有的中國文藝的精神，也就是朱天文說的「抒情的傳統」。

朱天文在同一篇文章裡亦說，侯的編劇法則是「取片斷，事件來龍去脈像一條長河，不能件件從頭說起……事件被擇取的片斷，主要是因為它本新存在的魅力，而非為了環扣或起承轉合」，更加印證了侯孝賢電影重抒情的氣質。

在《紅汽球之旅》裡，每一個畫面都自有它的氣韻，那麼美，而顯然不是為了追求空洞的唯美，而是營造生活的氛圍。既然重點不在於說故事，紅汽球的晃蕩是不是與情節相干，甚至影片跟舊作《紅汽球》有甚麼對照關係，都毋用太在意。

它的劇情是正正是片段的，沒有意圖交待事情的前因後果，多拍生活的細節，其中不乏侯孝賢式來自生活的幽默。蘇珊（茱麗葉庇洛仙）的這一段生命裡，有難過，也有溫情；有離別，也有相遇。北京女孩宋芳（宋芳）就是她的相遇，並不那麼戲劇性，卻更像人生。宋芳暗暗為電影提供了一個角度，她與觀眾一樣，最初對蘇珊的一切一無所知，只知道她是個大忙人，有個小男孩要她幫忙帶著。我們跟宋芳一起一點一滴地發現蘇珊的生活過得並不輕鬆：丈夫丟下母子倆，由她獨力支撐家庭，樓下的租客雖是朋友，但老是拖欠房租；為了減少雙方的磨擦，她要僱人把原本放在樓下的鋼琴搬回自己家裡。但是磨人的生活並沒有削減她對生命的熱情，也沒有令她變得憤世嫉俗，她在壓力下雖然隨時脾氣暴發；但一跟兒子談話，便充滿溫柔，投身木偶工作亦會令她渾身充滿力量。

身為蘇珊的幫傭和朋友，宋芳在知道她的境遇後沒有全身介入，又不獨是一個旁觀者。她默視著生命的奔波，飄零，煩惱，喜悅，彷彿就是那個老是靠近小男孩的紅汽球──明明是無情的死物，然而它輕輕貼近地鐵的玻璃門，閣樓的小氣窗，分明有纏綿不捨的情意。本片與舊作最一致的，也正是這個沒有生命的紅汽球，抖動得那麼溫柔，使人深信它其實感情豐富，甚至有點多愁善感。宋芳與紅汽球在浮浮沉沉中處之泰然，任由生命流過；他們各自又是一個自顧自走過去的生命；看人，也被看。影片正是對生命的「綿綿詠歎，沉思，與默念」。

宋芳拿著攝錄機對紅汽球亦步亦趨，未嘗不是侯侯孝賢對重新塑造舊作的一種自我投射。而紅汽球，宋芳，侯孝賢，不啻是三位一體，也不啻是侯對自身的思考：

「讀完《沈從文自傳》，我很感動。書中客觀而不誇大的敘述觀點讓人感覺，陽光底下再悲傷，再恐怖的事情，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，世間並沒有那麼多的陰暗跟頹廢，在整個變動的大時代裡，生離死別變得那麼天經地義不可選擇，像河水涓涓而流……」（轉引自《戲戀人生》，林文淇、沈曉茵、李振亞編，台北：麥田，2000年，頁33）

這正是他孜孜追求的一種藝術境界：在抽離淡泊中充滿感情，而且是一種達觀的襟懷。《悲情城市》裡的悲傷是家國的，《紅汽球之旅》的悲傷是個人的，都被他以一種超然俯視的態度淨化，因此電影不曾流於傷感。千蒼百孔的生活，沒有在觀眾心上留下陰霾，反而帶來一種經刷洗般的新力量。

影片末段，法國老師帶小學生參觀奧塞美術館，問小孩子對紅汽球油畫的印像：畫裡有一片明亮的土地，卻又有幽暗的林蔭。孩子心靈天真，憑直覺便說出了大部份成年人看不破或不願面對的真像：「那是一半快樂，一半憂愁」。

侯孝賢以鏡頭抒情的苦心，同樣見於《給康城的情書》裡的《電姬館》。《電姬館》刻劃回憶的幻得幻失，彷彿沒有甚麼事在發生，事實有萬千種情態，從中更看到侯對回憶的鄭重。這段短片使人想到張愛玲小說〈桂花蒸　阿小悲秋〉那種現實的惘然與虛浮：「下面浮起許多聲音，各樣的車，拍拍打地毯，學校嘡嘡搖鈴，工匠搥著鋸著，馬達嗡嗡響，但都恍惚得很，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，只是耳旁風。」本來是平淡的白描，末句「……只是耳旁風」一筆點睛，將提到的各種聲音串連成一個新的意象，也匯聚獨特的氣氛；侯孝賢出眾的地方，正是同樣的天然的敏銳，從細節中提煉感覺。